中国塌桥,美国也塌桥;中国要调查原因,美国也调查原因;中国用的是火箭速度,美国用的是蜗牛速度。所以,中国想要“胜过”美国,看来是轻而易举的。 8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桥梁发生结构性坍塌,可谓坍塌得一塌糊涂。除了布什视察塌桥现场、国会拨2.5亿美元重建桥梁之外,美国有关方面立刻进入调查。“调查人员警告说,调查坍塌原因的工作费时费力,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的时间。”(8月7日新华网) 长达18个月,还是在高科技帮助下的时间估计。他们动用直升机,配备高分辨率摄像器材,到现场展开仔细调查;用激光导引探测设备,绘制出大桥残骸的全方位图像;水下复原小组则使用水下摄像机来观测废墟的情况;利用计算机成像技术,在电脑上重构呈现灾难全过程的软件,当前的分析已经纳入了一整套数据,包括天气、经过汽车的数量和速度以及坍塌时桥梁上的建筑设备的重量……要是在无高科技的过去,“他们差不多得把坍塌桥梁的残骸拼装起来”。 美国塌桥一个半月前的6月15日凌晨,广东佛山九江大桥被一艘装载河沙的船撞了23号桥墩,大桥第23号、24号、25号三个桥墩倒塌,约有200米桥面坍塌,桥上4辆汽车(共有司乘人员7人)及2名大桥施工人员坠江。6月19日,九江大桥坍塌事故技术安全鉴定专家组成立,由10位“国内知名桥梁专家”组成,他们从全国奔到广东佛山,对塌桥事故进行鉴定。6月20日,也就是次日,他们召开了九江大桥技术评估通报会,正式公布了鉴定结果:九江大桥的设计和质量均没有问题! 弄“鉴定”的专家,通常擅长对“成果”的鉴定,比如这座桥梁竣工了,鉴定验收的专家组这么来个一天半天,看一看,瞧一瞧,说几句赞美的好话,拿一笔不菲的酬金,签字画押,愉快走人,邀请方与被邀请方都很高兴,这就是“双赢”。看来,这些专家们把“坍塌鉴定”和“竣工鉴定”当成同一码事了。九江大桥事故鉴定如此迅速如此神奇,评论家时寒冰对此有一句妙语:“我们的专家用肉眼——这种天然的低成本、无污染的绿色工具,完成了鉴定的全过程。”鉴定有意无意玩“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事。美国经济学家贝克认为造假有三大成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处罚成本。那么,如果专家“造假”呢?或则不算造假但“认认真真走过场”,给出一个与常识背离的“结论”,其付出的仅仅是那三大“成本”吗? 这背后,主要还不是专家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环境问题。官员能够方便操控专家,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公共安全事故,涉及地方ZF官员的形象,所以通常情况下当地官员对于“出事”的第一反应是“瞒住”。如今信息发布渠道越来越多,实在瞒不住,那也努力缩小坏影响,将“坏事”变成“好事”。官员利用专家、借专家之口为自己开脱责任,就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重要管道。有了专家鉴定做挡箭牌,官员自己就能够关起门来“沾沾自喜”了。技术层面的专家与责任层面的官员如果结成“亚腐败共同体”,那么,各种事故就不可能真正找到原因,悲惨经历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教训,今后类似的事故就可能一再出现。 从深层次看,我们无论在法律还是在道义上,都存在很大缺失。我国对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的质量安全事故如何鉴定、处理,没有一部成熟的专门法律作出规定;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并不陈旧,是从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但这个“建筑法”应该称为“建筑施工法”,讲的是建筑工程的发包、承包、监理、管理之类的事,有关“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部分十分“原则”,对建筑工程使用期间“出事”后该怎么办没有什么规定。既然“无法”,那么,各地“无天”就成为现实了。 而在道义上,我们更没有形成强大的“耻感文化”,许多可耻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上世纪60年代,加拿大曾发生一座在建桥梁突然坍塌事故,直接原因是加拿大工学院设计错误所致。为铭记这一“耻辱”,该工学院买下断桥的全部废弃钢材,加工成戒指,每年学生毕业时,校方都要向毕业生赠送“耻辱戒指”。这样的行为,在我们这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习惯不是记住“耻辱”,而是忙于找到“替罪羊”,以尽快“扫”掉“耻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只有“官员”与“专家”,而没有真正的“调查人员”。美国这次塌桥后,调查人员计划“把坍塌桥梁的录像放大后逐帧观看”,既然我们没有“调查人员”,你能指望那些高地位的官员与高身份的专家去干“把坍塌桥梁的录像放大后逐帧观看”这样的繁琐之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