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大忌讳

落魄狭

从曾国藩出师之日起，就一直身处多重困境之中，他既要顾虑同僚和封疆大吏的掣肘，又要考虑士人的清议，同时还要面对一支数量庞大的太平军。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朝廷。虽然有唐鉴、倭仁、穆彰阿、肃顺等大臣的支持，但毕竟他手中有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他又是这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朝廷岂能安睡？
咸丰四年，湘军水陆两师联合，一举收复武昌、汉阳，朝廷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就是暂时代理一下。曾国藩出于“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上疏辞谢。谁知奏章还在路上，第二道谕旨又来，免去了他的这一代理职务。这让他十分尴尬，个中原因，就是祁隽藻大学士悄悄向咸丰皇帝打了个小报告，说曾国藩只是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用当时的话就是“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可不是朝廷的福啊。咸丰帝不是傻瓜，一句话，就让他猛然醒悟过来，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号召力和组织力不可小觑，他可以招募军队帮朝廷打造反派，也可以掉转枪口，直指朝廷。到时候这皇帝宝座恐怕就不是咸丰帝坐的了。所以咸丰帝顾不得“圣旨不是儿戏，不可出尔反尔”的惯例，随即下诏收回成命。
皇帝对拥有兵权的大臣历来是很忌讳的，防范也历来是十分严密的，否则就没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就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了。并不是看你是不是皇帝的亲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我自家人。唐代初年，抢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儿子。后来抢皇帝宝座的也不是外人，而自己的母亲，只不过这个母亲不姓李而姓武；明代初年，抢侄子宝座的并不是外人，而自己的亲叔叔；清代中期，皇帝的儿子争夺宝座事还少吗？事实上，对朝廷对皇帝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放心的。至于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将军、都统几乎清一色是满人，或者和满人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这是事实，这和汉代非刘姓不得封王是一个道理，无非是为了保持和巩固家天下的一种手段。如果如果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满汉之间矛盾和防范意识很深，那么在汉代的朝廷是不是可以说，刘姓的异姓之间的矛盾和防范意识也是很深的呢？恐怕说不过去吧。
这种现象，说到底只是“家天下”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跟民族意识关系不大。至少十九世纪的朝廷和以前任何一个朝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在清廷，穆彰阿、肃顺等都是满人，我看他们和许多汉臣关系就很好，就极力主张排除满汉之间的成见，作用他们。后来，肃顺等八大臣之死也不满汉矛盾造成的，恰恰是满人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见在这种“家天下”制度的帝国里面，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威胁到皇权，都不可能有好下场。同样在汉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多，如曾国藩和江西陈启迈因为军饷等事而不和，曾国藩一点也不考虑陈启迈是汉人而且还是自己的老乡，而把他参掉了。他参李元度也是如此。至于满洲权贵对汉人的顾忌，不见得是民族鸿沟，如官文，此人对汉人向来瞧不起、不合作，但他这种瞧不起、不合作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胡林翼正是看穿了他，才曲意奉承，结果取得了他的信任，使其一应事务都言听计从，为湘军减去了一个掣肘的对手。倘若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听说的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我可以肯定地说曾国藩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是不大可能起兵来帮助满清王朝来平叛，相反他们甚至会加入造反的行列。拿民族矛盾来说事，是不符合十九世纪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无非是为洪秀全造成反的合法化提供一个面具而已。

claudio728

从曾国藩出师之日起，就一直身处多重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