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落魄狭 于 2009-2-2 04:05 编辑
建筑资源浪费惊人 环境压力过大 在城市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密集的工地存在,习惯了生活中伴随着的此起彼伏的噪音和漫天的粉尘,习惯了缓慢的工程进度。我们梦想着这些住宅建成后的美好,却往往忽略了创造这种美好所付出的代价。
有数据显示,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的50%以上的物质原料,用于建造建筑及其附属设施,这些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又消耗了全球50%的能量。住宅产业巨大消耗背后所预示的,正是其节能潜力的巨大,尤其是面临能源短缺的今天,改变传统的住宅建筑方式显得更为紧迫——
在工厂里“造房子”
建筑工地的一笔能源账
杭州江滨一处中型住宅小区的建筑工地,工程负责人杨师傅正在安排一堆建筑垃圾的清运工作。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建筑工地特有的粉尘,并向周围的街道散布开来,在高温的作用下让人窒息。
“这已经算好的了,现在用的都是商品混凝土,粉尘少多了。”杨师傅已经不是第一次清运这些工地的垃圾了,因而显得经验十足,“不过到了工程后期,有些细致活还是需要四五千吨的袋装水泥,到时候根本不敢吸气。”说这话的时候,杨师傅禁不住皱起了眉头,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灰尘的存在。
虽然三幢高楼的主体工程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二,但之前运走的建筑垃圾不下六百吨,废弃的钢材、混凝土和木料是这些垃圾的“主力军”。杨师傅说,最终像这样建筑面积在六万平方米左右的工地,产生的建筑垃圾都将有上千吨。
然而比起建筑垃圾,工地上的消耗更加惊人。水是最费的。据说在这个工地,每个月的用水量都在5000吨左右,这些水都来自于城市的生活用水。“虽然每吨水费近两块钱,但工地上用这点水是一个基本量。”
用电量同样惊人。这个中型工地每月用电量就要4万千瓦时,只要大致算算你在杭州能看到的工地就可以发现,建筑工地总的用电量让杭州这个缺电的城市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劳动的消耗量,似乎是这堆数据里最大的一项。从杭州市建设企业管理站了解到,目前在杭州的外来劳动力近200万人,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就有近20万人,占到外来劳动力总数的10%。庞大的用工人数固然给多少民工兄弟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却是对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一种低效率占用。
“不过,这也只是从施工单位得到的可以统计的数据,真正最终用于这些住宅上的消耗还远不止于此呢!”杨师傅抬手指指与工地一墙之隔新入住的小区,里面是一片轻脆的打凿声。可以看出,房子的主人们已开始各自的装修大战,新建好的房子经过一阵敲打后,各种建筑材料又将重新进入这些楼房。这个城市,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的装修早已不足为奇,新一轮的资源消耗又将开始……
载不动的能源消耗
“传统的建筑施工方式如果还是这样长久持续下去,将给中国环境资源造成极大的压力。”建设部总工程师王铁宠针对我国现有资源的紧缺现状提出了他的忧虑。
记者目前掌握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全面、直观地理解王铁宠的这种担忧:
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的50%以上的物质原料,用于建造建筑及其附属设施,这些建筑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又消耗了全球50%的能量;
我国目前大部分建筑仍以实心砖为主要建筑墙体材料,全国各地为烧制实心粘土砖每年毁损的良田超过70万亩,相当于每年有60多万人口失去了耕地;
在环境总体污染中,与建筑有关的空气污染、光污染、电磁污染等占了总污染量的34%;
建筑垃圾占人类活动产生垃圾总量的40%,城市居民用水的32%都在住宅建设中消耗,我国住宅的能耗为相同气候条件下发达国家的2至3倍;
……
而与此同时,作为城市密集、人口众多的国家,我国现有建筑总面积为400多亿平方米,预计到2020年,还将新增建筑面积约300亿平方米。
中国住宅产业所造成的环境资源压力现状堪忧!
“重复和落后的加工,是造成巨大消耗的两大原因。”对于中国住宅产业产生的消耗,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院院长吴为民一语道破其中的原因。
吴为民告诉记者,虽然目前国内建材的品种并不亚于国外,但建筑业的各个环节相互脱节,建筑材料基本以原材料的形式进行供应,致使原材料到达施工现场后,仍需要大量的手工再加工作业,建筑材料的实际损耗相当巨大。
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规格的原材料被一车车运进工地,“肢解”后形成一堆堆的建筑垃圾又被运出城市。据了解,与发达国家的建筑施工相比,现场手工再加工建造方式,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要高出10%至25%,每平方米水泥要多用80公斤。现场再加工过程所需的水电等各种城市资源被大量占用,给原本就拮据的城市用水、用电增加了不小的负担。
“除了造成材料和能源的浪费,施工现场手工再加工最重要的一个缺点,是工程质量往往会受到人为和现场施工条件等因素影响,无法保证建筑质量的标准化。”作为建筑设计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吴为民在建筑质量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落后粗糙的手工建筑工艺,不仅使住宅入住后的使用年限大打折扣,而且也使建设周期加长。目前混凝土结构住宅的建设周期约为12个月,而发达国家可缩短到3个月,甚至1个月。
吴为民指出:“要实现建筑资源的节约化,保证建筑质量的标准,缩短建设周期,最终的途径是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引入建筑业,发展住宅产业化。” 中国可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浪费国? 站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高楼上极目四望,都会看见宏大叙事般的工地景象,急速的城市化和地产开发使人印象深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地”。现在,“大工地”的另一个特点同样使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宏大叙事般的浪费。
最近,在一次关于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的会议上,专家们说:中国建国以来建造的许多住宅远远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就被拆除,平均使用寿命不足30年,目前中国每年拆除的老旧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40%,“中国可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浪费国”。这样的断语并非耸人听闻,只不过非常容易与“保护老城区”、“保护四合院”等声音一起被当作城市中的“弱势话语”。
所谓“浪费”有两重涵义,一是产业性的,一是规划性的。产业性浪费是指由于建筑方式、建筑材料和产业效率方面造成的浪费,中国推行住宅产业化多年仍无法使整个建筑行业的技术含量和效率提升到应有的水平,基于住宅建设的社会化大生产没有显示出类似“统一市场”的效率,考虑到“中国工地”的巨大规模,住宅产业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大得惊人。如果说产业性浪费是一种无奈的现实的话,那么规划性浪费则是一种由价值取向所导致的短视、急噪的现实。学者指出,现在对待老建筑的普遍做法“太随意、太残忍”,通常是一拆了之。人们往往将地产商视为破坏城市的罪魁祸首,他们拆除有价值的老建筑、营造出无特色的新楼,实际上,几乎所有因简单拆除造成的浪费都是在城市区域开发规划的“引导”下进行的,甚至拆除的速度都成为一种业绩指标。在“发展速度”决定一切规划导向之下,有价值的老建筑几乎没有机会自己找到继续存在的理由。换句话说,如果老建筑不能很有效率地把自己变得很能赚钱,那么就由规划和开发来很有效率地将这块地皮变得很能赚钱。这基本上与地产商的良知无关。
在地产开发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地产商将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厂房、老仓库拆除后,就绞尽脑汁地为新规划的楼盘找卖点,而且最好是城市文脉方面的卖点,但最合适的城市文脉(老厂房、老仓库)已不复存在,于是便在这块“飞地”上移植上虚假的迪斯尼乐园式的所谓“城市文脉”。地产商或许也知道老厂房、老仓库的历史价值,但给定的开发规划条件使其义无返顾的荡平一切,因为这样比较有效率。
一位搞建筑评论的学者在采访、考察北京前门大栅栏拆迁改造工程后得出的结论是:开发规划的“算帐方法”有问题。当从这块地上获取更多收益的述求占上风时,就来不及考虑保护文脉、建筑再生之类的事情;而如果把保护历史文脉作为前提,那么算帐方法马上就不一样了,但这需要时间和财政体系的支持。现实是,“我们等不及”。
“我们等不及”可以说是中国急行军式的城市发展的一大特点,极大的建筑浪费是这种发展速度的代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发展就会有浪费,只不过我们的浪费太“浪费”了。
城市竞相建豪华演出设施 警惕建筑浪费 城市需要文化建筑—— 大城市建大剧院并不为过,警惕中小城市盲目攀比
一位网友留言说:“东方艺术中心几乎每天一场演出,国际水准很高,利用率至少在国内很突出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有一声叹息的:“‘东方’至少还有人在心疼、着急,很多地方的大剧院,国有资产闲置浪费亏损,没人心疼,更没人负责。”
事实的确如此。“东方”启用一年半来,在管理模式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无论是利用率还是影响力,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在国内“同行”中有口皆碑。
“大剧院的特殊意义,使它在设计上求新求异,设施上追求先进,造价上偏高,这有一定合理性,应该理性对待。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国际文化交流频繁的城市,有必要拥有能与国际接轨的一两座大剧院。”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花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京沪很多专家的赞同。
保利文化艺术公司总经理李南认为,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建大剧院并不为过。文化建设首先应该从硬件建设开始。现在一些发达城市能够想到投资大剧院,而不是ZF大楼、宾馆和银行,这其实是好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说,前些年,我们的城市竞相上马大项目,可就是没有博物馆、大剧院,结果成了城市的缺憾。如今开始建大剧院,说明了人们的认识在进步。
至于像一些设施利用率较低、耗费较高一类的问题,专家认为,这不能单纯从现实利用去考虑。剧院是百年大计,设备必须齐全,这是为长远利益着想。东方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宏鸣对此深有体会:“尽管我们很难用得起管风琴,但有没有管风琴,大剧院的身价完全不同。”
“但是,一些中小城市一味强调‘前瞻眼光’,不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考虑或少考虑建成后的效率与效益,这样的超前,应该修正或制止。”花建同时强调。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团长宁根福这两年率团到过不少大剧院,他发现,一些地方大剧院建设相互攀比之风盛行,一个比一个考究。这样的剧院往往浪费惊人。他曾在一个很华丽的剧院看到,由于长期无人使用,只好承包出去,乐池也因荒废不用而招致老鼠横行。
是“必要的超前”还是“奢侈的浪费”—— 要量力而行,警惕大剧院带来大浪费
客观地说,判断一座大剧院建设究竟是“必要的超前”还是“奢侈的浪费”,是件极富争议、需要时间考量的事。国际上也没有绝对标准。
但并非“无迹可循”。事实上,各地如火如荼竞建的大剧院正有豪华攀比之趋势,很多大剧院里的先进设备设施,已不是利用率低的问题,而是被严重大材小用甚至束之高阁,绝不是因合理“超前”造成的阶段性正常现象。
决策浮躁、一哄而上,是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
某种程度上说,大城市的著名剧院,类似于机场、港口等枢纽,其布局与功能定位应有区域整体观念。
大剧院“公共性”的辐射半径,不受行政区划所限。当《剧院魅影》、《猫》等世界名剧和柏林爱乐乐团这类世界顶级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上演时,观众中很多就来自长三角甚至国内其他城市。可惜,很多地方决策大剧院时,就像热衷于建机场一样,在意“拥有的自豪”,忽视了这些规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在这一带密集的城市群中,近年来春笋拔地般“长”出大量新型剧院,外型千姿百态,功能大同小异。无法拥有上海演艺市场的国际号召力,又缺乏自己的本土特色,这样的剧院,想靠市场化运作维持经营,难!
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冯双白说,像大剧院这样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定要量力而行,进行细致的论证。他发现,有些城市根据游客的流量、文化市场的成熟程度、旅游和演艺产业的发展状态来确定建什么样的剧院,使用率很高;但更多的地方不做调查和分析就拍板上马,有的纯粹是为艺术节而建,结果门可罗雀。特别是一些城市将大剧院完全当作一种形象工程,至于形象以后做些什么,就无人过问了。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说,“大剧院”建造不能抱有暴发户心理,好像别人有了我就必须有,而且还要超过别人。上个世纪70年代亚洲有些国家与欧美攀比,经济刚一腾飞就盲目建造许多剧院,导致后来演出场所的过剩,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记取。建大剧院千万不能造成大浪费。
内容建设才是关键—— 大剧院不是大房子,重“建”更要重“管”
豪华剧院的低利用率,还直接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许多大剧院普遍重建不重管。 今天国内很多中小城市的大剧院,硬件设施甚至超过了欧美一些著名剧院。但管理水平远远落后。ZF缺乏有效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的操作经验,剧院匮乏优秀的剧场管理、演出经营人才,从而直接影响大剧院的经营和演出计划。
人才到底有多缺?几年前,上海文广局一次调查表明,全市演出机构员工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仅为1/3。被公认为全国演出市场最成熟的上海尚且如此,各地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就不难推测。
余隆认为,内容建设才是大剧院建设的关键。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放在大剧院也很适用。没有优秀的艺术表演和专业化的经营,剧院实际是个空壳,纯粹成了一种形象标志!李南说,大剧院不是大房子,而是一个制作公司、一个营销团队、一个艺术生产单位。许多地方将剧院看成是城市内的房屋建设或者是建筑艺术,盖完就算大功告成,这个观念必须改变。
客观地说,东方艺术中心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管理团队,在国内都居领先地位。然而,我们的管风琴演奏家太少,冰上芭蕾舞团没有,都影响了剧场某些设施的发挥。
很多专业人士指出,我国大剧院建设起步较晚,管理运作经验不足,相应的演艺机制还不健全、市场培育还很落后,所以,当务之急,应该在大剧院的管理上加快有益探索,力求与国际接轨。
别让豪华剧院成风景
对大剧院建设热,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其是非。大剧院该不该建?焦点似乎也不应放在它是否豪华、是否超前上,甚至也不在于ZF补贴了多少——扶助文化事业,本就是ZF的本分。
当然,这并不是说,提供高品位文化产品,就只有豪华场馆一途。如果青少年没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阅读和聆听音乐,城市市民远未养成阅读和欣赏艺术的习惯,如果满足市民基本精神需求的音乐厅、图书馆等还十分短缺,却把财力都集中于豪华大剧院,这样的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
这也不是说,有了大剧院,就拥有了城市的文化名片。如果管理团队水平滞后、演艺机制不健全、市场培育不成熟,仅仅拥有大剧院,恐怕也只能成为一道寥落的建筑风景吧。
“短命建筑”浪费惊人 如何杜绝“三十而夭”?
规划滞后、混乱,与未来城市发展步伐不协调,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夭折”厄运。 这样的镜头因为司空见惯,如今很难成为大“新闻”了:有“西湖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日前被爆破拆除,尽管其设计使用寿命100年,但实际使用不过13年。 负责任的建筑专家们却心有担忧,“这是一个规划爆炸、建设飞速的年代,还是一个建筑‘短命症’流行的时代。”因为规划短视、设计缺陷、偷工减料,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标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 多位专家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呼吁,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是最大的节约,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成为重新定义好建筑的标准。 国内建筑“三十而夭”很普遍 没有人可以漠视中国城市建设中的一大“异象”:一则楼宇“成功实施定向爆破”的消息背后,几乎都是一段建筑“短命”史。 譬如北京中体博物馆从1990年建成使用,到出现承重钢梁断裂等重大安全隐患,满打满算也只有15年,离重要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需达100年的要求相差太远。还有极端的例子,重庆市一幢名叫隆盛大厦的高层建筑,因为规划改变,从交房到被拆仅有6个月时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吴伟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国内建筑“短命”已非个案,而是相当普遍。 相对于“短命”的高层建筑,民用住宅的寿命也短得可怜。至于城市高架路桥、轨道交通沿途“拆新建新”,更是屡见不鲜。此外,处于露天环境下的桥梁耐久性更加令人担忧。目前在役的混凝土桥梁出现钢筋锈蚀、混凝土开裂的现象十分普遍。 按照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国相当多建筑的实际寿命与设计通则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与欧洲住宅平均寿命在80年以上、美国住宅平均使用年限也有44年相比,我国住宅的平均寿命却不过三四十年。 规划混乱、设计缺陷、偷工减料 对此“短命建筑”现象,吴伟教授分析,大拆大建潮既与城市规模膨胀、人口大量迁移有关,也与一些非物质因素,譬如规划设计、建筑质量等影响所致有关。 他说,城市规划短视、混乱是建筑“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处在一个规划爆炸的时代”,规划滞后、混乱,与未来城市发展步伐不协调,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夭折”厄运。而造成规划不合理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ZF主管部门本应立足现实,统筹兼顾历史和未来之需,科学制定城市的总体规划,并严格执行已批准的规划,但事实上,很多地方规划的随意性强。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住宅工程指导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高拯指出,一些地方甚至存在“规划跟着领导变”的怪现象,领导换一届规划就得调一回。一些“年富力强”的建筑因此被拆除时有发生。 设计缺陷使得建筑“未老先衰”,不堪续用。一些开发商为最大化降低成本,往往以牺牲建筑的某些功能,尤其是“超前”功能为代价。在利益驱使下,现在设计单位也越来越迁就开发商,即便有心为使用者着想,也会因开发商的反对、设计时间的限制作罢。最少50年的使用寿命理念对于设计机构而言已淡化,一些建筑怪胎在中国诞生也就不足为怪。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廷钰则认为,质量低劣是建筑“短命症”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告诉记者,房屋作为一件成品,在建设过程中需要相当多的部门环环相扣才能完成。涉及到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监理以及人防、卫生等相关部门。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把关不严或者敷衍了事,整个建筑的质量就难以保证。 “以黑龙江省为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省只有有限的几家设计和施工单位,那时的建筑无论在设计还是施工上,都符合当时的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进入九十年代后,全省仅设计单位就有600多家,一度出现‘谁都能搞设计、谁都能搞施工’的混乱局面,从那时起建筑质量开始下降。经过整顿后有所好转。尽管如此,由于设计不合理或施工方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及缺乏对建筑的后期保养和维修,同样会影响建筑寿命。比较典型的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违背了基本建设程序,势必缩短建筑使用寿命。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建造项目的过程中采取“抽筋”的方式来减少建筑成本,已经是业内半公开的秘密。” “监而不理”也是建筑短命的诱因。施工环节的质量问题本可通过监理避免,但房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监管不严现象,使得监理公司没有起好第三方监督作用。 “除了真正的质量问题,开发商编造的建筑质量理由值得关注”。张庭钰说,比如,开发商要开发一片小区,在其范围内有一座30年左右的建筑物还在使用,他会找借口“这个房子地基不牢、墙体开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然后向使用者和有关管理部门游说,挖空心思将旧建筑拆除取得土地开发权。在开发商眼中,旧建筑的拆迁补偿费用完全可以在日后加大层高和密度的新建筑中加倍“捞”回来。 “短命建筑”浪费惊人 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建筑“短命症”流行,不仅造成经济负担、资源浪费、环境压力,还会导致一些权属纠纷。举其要者,其害有三。 贻害之一:就其经济价值而言,“除旧布新”工程耗资巨大。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白玉琴说,以某三星级大酒店为例,拆除前它的建筑面积1.3万多平方米、19层高,在原址上兴建8万多平方米的写字楼,算算它的修建、管护、拆除和重建费用,总造价至少需要1.2亿元以上的人民币。 上海市长宁区住宅发展局高级经济师顾海波也算了一笔“建筑短命”浪费账:2005年全国城镇住宅建筑面积达99.58亿平方米,以平均每平方米建安造价1000元计算,如其使用寿命由平均30年增加为50年,则可节约6.67万亿元,可用来建造100万元一所的希望小学667万所。 贻害之二:大量尚处于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建筑被拆除,还会造成资源耗费,并因产生大量粉尘和废弃物,增加环境负荷。 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工程院院士陈肇元不无担忧地说:“‘短命建筑’的后果相当严重,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威胁。如不采取措施,今天建成的工程二三十年后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又将翻修或拆除重建,我们就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大建、大修、大拆与重建的怪圈之中。” 他直言,“短命建筑”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精神相悖,与科学发展观严重背离。尽管今天我国的建设规模还未达到高峰,可是烧制水泥用的优质矿料已感短缺,配制混凝土的砂石在许多地方已十分紧张。一些地区开采砂石已经严重毁损河床、破坏植被,沿海地区如宁波、舟山等地因滥用海砂已给一些工程带来了重大隐患。面对今后每年将要消耗的大量混凝土,按照传统的取用方法恐怕将难以为继。因此,要尽快研究解决办法。” 贻害之三:现在商品房住宅的产权是70年,比其平均使用寿命周期要长40年,建筑“短命”所造成的“权证在、物业亡”的脱节现象,将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如何杜绝建筑“短命”现象 究竟该如何避免新一波“短命建筑”的涌现? 来上海不下40次的法国建筑师、凡尔赛建筑学院院长尼古拉米之林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重新定义建筑的一个机会,选材合理、经济、节能将成为一个好建筑必不可少的指标。” 他主张,其一,由于现代生活对适应性、可变性的需要,建筑还不应该是一个功能被规定得很死的空间,而是可以发展的。其二,城市应该在对经济效益的逻辑、理性思考之外,发展一种从生活的历史感、艺术感角度考虑问题的“感性的城市规划”。这是目前上海、中国面临的挑战。“比如黄浦江两岸沿着陆家嘴往南、往东方向,高楼的立面像一排排门板,阻挡了江上游客的视线。苏州河则在楼区的夹缝中几乎成为峡谷、地沟。这类现象以前在欧洲、法国也出现过,十年后人们就后悔了。” 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推进建筑工业化,不失为治本之策。从事节能建材和住宅工业化研究的一位集团总裁说,推广工业化结构体系和通用部品体系,提高建筑物的工厂预制程度,基本实现施工现场的作业组装装配,能确保建筑物寿命在“工厂预制”环节得到保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还可节约可观的能源和材料。他认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筑工业化的一般节材率可达20%左右、节水率达60%以上,“如果与国际先进水准看齐,比照当前我国住宅建造和使用的物耗水平,至少还有节能30%~50%、节水15%~20%的潜力。” 同济大学建筑规划学教授吴伟认为,要避免规划的失误和建筑短命造成巨大浪费,规划应有一个通盘、长远的考虑,且须回归到ZF职责上来。法律应该明确规划必须坚持公开化、前瞻性和相对稳定性原则,从老百姓和ZF的共同角度出发来考量。如ZF应该通过税收引导、强制标准等手段,大力培育和扶持建筑制造业,推广节能长寿建材建筑。 黑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李文芳说,建筑“短命症”与ZF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甚至不作为密切相关。借鉴以往经验,需要将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逐步过渡到严格依靠法规进行管理的方式。此外,还要采取措施对建设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管理。 “从一个建筑的规划阶段,就要求有关部门从其科学性和前瞻性上下功夫,使其符合所在地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在建设施工阶段,要对施工企业采取全方位的制约机制,除了ZF部门的制约以外,还要有工程保险单位、银行、舆论、工会、法律等方面的有效约束。同时提高从事建筑单位的准入门槛,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同时,由ZF监督对建筑领域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质量意识教育。除在建筑过程中加强监管以确保建筑质量外,更要在建成后搞好质量验收,并对后期维护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这样,才可能杜绝建筑‘短命’现象的发生。”
建筑能源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该如何解决?
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最近透露,我国建筑能耗惊人,建造和使用建筑直接、间接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了全社会总能耗的46.7%,建筑能源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该如何解决,请您关注这期的《时事对白》。
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郑光复老师,跑遍了欧美20多个国家,深入的考察了各国的建筑市场。当记者采访时,他不无忧虑的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建筑业的铺张浪费,正在中国大张旗鼓的上演。
郑老师,现在中国好象是一个大工地,各地建筑市场红红火火,但是建设部的有关负责人同时也说,我们国家建筑的能耗是惊人的,建筑和使用建筑直接、间接的能源已经占到社会能耗的46.7%,说白了就是中国的建筑太浪费能源了,您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郑光复:目前中国的建筑业应该说世界同行中间最兴旺的,全世界建筑业的一个中心,不只是浪费能源。首先他是多方面浪费,现在中国的住宅,从南到北,正在流行玻璃越来越大,玻璃都落在地上了。而且玻璃窗大部分开不开的,就是固定在那的。玻璃已经流行到哪个地步呢?卫生间内墙、外墙都是玻璃的,这个叫做时尚。人住在里头非常的憋气,就只能开空调,这样能源能不浪费吗?另外我们的公共建筑,我们这些大酒店、大写字楼,现在时尚流行的就是玻璃幕墙,这些墙这些屋顶,怎么能够东暖夏凉,就是浪费能耗。这种状况在全世界里我们都非常的突出。很多地区有地震的话,那些玻璃就是“飞刀”满天的下“刀”啊!我们以前出现的不是地震就是工程的问题,玻璃幕墙的玻璃掉下来,把一对结婚的新夫妻杀掉了,飞了很多的玻璃刀下来。提倡玻璃幕墙,在建筑学界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是他的提倡、他的主张在德国没有人买他的帐。20年德国提出来要建玻璃的房子,美国最积极来提倡搞玻璃幕墙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的玻璃公司。
据了解,我国现有的建筑当中95%达不到节能标准。在新增加的建筑当中,节能不达标的超过了八成,这样就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能源负担和严重环境污染。清华大学建筑管理工程系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邓晓梅分析说。
邓小梅:建材方面发展得很迅速,不像以前传统的建筑我们不能有很大的晋升,很容易得到房间的有自然采光通风。但现在我们可以做很大跨度、很大晋升的这种房子,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外立面或者效果,然后全玻璃幕墙等等,现在这种新的设计手法,这种结构上、技术上所允许的太多自由,如果设计师没有一个很好的思想,他没有去关注这种节能、这种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些观念,他设计理念当中不包括这些,可能就造成这个房子大量的玻璃幕墙,然后大量的热辐射进来,那么它的中央空调功系统就要高能耗,建筑本身就不会呼吸,再加上城市现在发展越来越快,那么热导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建筑向外辐射这种热能之后,就造成临近的建筑它不能靠自然的通风来保持适宜的建筑环境,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所有的建筑都必须要装空调。
现在不光我们的住宅走向了豪华化,好多我们的公共建筑也走向了大和豪华,您觉得这样的做法到底对是不对?
邓晓梅:我觉得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向,这个问题上出在我们技术上可选择的余地太大了、我们人的本事太大了,这个时候你的脑子里面,没有装着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观念,没有应该节能,建筑和自然环境能够有机协调,能够减少对自然的破坏、资源的消耗等等,没有这些的观念时候,他就必然会变成这样的怪物—庞然大物,可能制造垃圾和消耗资源的庞大资源的庞大机器。
有很多的专家说,现在西方国家不可能重新出现建筑业铺张浪费的现象。在中国好象是可以大张旗鼓地重蹈西方国家建筑出现的的覆辙,那是不是我们在建筑领域或者说是审批手续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换句话讲,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现在目前建筑行业本身存在的直接或间接的能耗太大呢?
邓晓梅:现在我们为什么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呢,一方面的确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大家也很自豪,有很多急于表现就好象我们中国富起来了,打造什么城市名片啊,有很多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去铺张浪费,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是19世纪初这样一种环境下,就好象是工业革命刚刚胜利了,刚刚有这么一个本事去造摩天大楼这种落后过时的观念,这种观念我想首先应该靠社会舆论他它扭转过来,其次我们社会不乏有识之士,有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的受过很好教育的民众,到国外去也有很多很好经验的民众,他们都看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都抛弃了这些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这些做法,那么他们的声音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的国决策层采纳呢,我想这当中确实缺了一些环节,比如说我们的专家,任何一个项目立项的时候,要开一个论证会,这种事情往往是被操纵着,我要想请什么样的专家来咨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他是反对我的项目还是同意我的项目的,那么反对的项目的人,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听到,因为我不会邀请他,我请来得都是赞同这个项目的,我也不是说被邀请来的专家被收买了,而是本身公共工程当中有很多的价值判断的,复杂利益和多元化的,目标利益也是多元化的,总有赞成的声音,有反对的声音,那么反对的声音不让他发出来,不让社会听见,最后我们单向的只有赞成的声音,最后这些项目很顺利的就过关了,就让它建起来了,最后没有考虑这种反对的声音的合理性,没有吸收这些非常好的建议,最后实际上有很多都是非常后悔的,一些大的项目建成之后,在经济上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成了一个财政的无底洞,在能耗上他非常高的运营成本,最后实际上你的正常的经营合同,养不起建筑物本身的运营成本,经济上不能解决,只能靠政治上可以解决。同样成了财政的无底洞,不是光花钱可以解决的,消耗的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实际上我们是牺牲了我们后代的利益来换取们今天暂时的满足,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
你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除了决策层本身存在一定的误区以外,是不是我们的建筑设计师本身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换句话讲,如果不是设计师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可能也不会提到决策层去决策它,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讲我们怎么样能让这种事情不重新出现,怎么样从制度上,从法律上,从各种方面,比如西方国家不再出现这些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
邓晓梅:建筑师职业工作者,他应该负有一定的这种责任,但是我认为全部归结为建筑师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建筑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市场,那么最后取胜的是那些能够取悦于业主的口味建筑师,我们有可能很多的有良知、有正义感,有可持续发展观念这样很好的建筑师,但是它的作品不能被我们的业主的接受,他的贡献我们就看不到了,作为商业行为,为了在竞争中取胜,有一些建筑师会迎合业主的口味,业主的品位比较低,那么建筑师降低自己的口味去迎合他,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业主是不是真正能够代表公共利益来审批这些公共工程,这些项目因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这些公共工程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纳税人的口味,在西方国家凡是涉及到花纳税人的钱的这样的事情,公共工程的信息要公开,要让它透明,我们要知道谁对某一个工程在负责任,整个决策过程当中,都必要的有一个公众参与的环节,你没有这个环节,这个项目就不能立项。
目前针对中国的现状,不可能做任何城市建一个公共设施都要经过所有的人的认可,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们该怎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邓晓梅:、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准备上马,ZF就有义务把这个信息披露出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或者一些建议想法,你可以把这些信息向有关的部门,他就有责任收集公众的意见。集中公众的意见,接受的,不同意的,或者说觉得不值得采纳的,统统的公开,实际上他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这些决策者他们在决策过程中,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
那么对民用住宅要如何管理呢? 郑光复:ZF要干预这种事情,可以采取经济方式,不是行政的方式,你能耗超过多少,我收你的能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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