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建设中大量地下文物已被破坏 凸显文保隐忧

落魄狭

房地产开发到哪里，文物就出土在哪里；高速公路修到哪里，考古队就到哪里“救火”——这几乎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定律”。

    随着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海量文物“被出土”，另有一条“定律”急需打破，许多考古学家呼吁：必须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别再让建筑队、推土机的到来之日，成为文物古迹的遭灾之时。
    疲于奔命的考古学家

     1月26日中午抵达金华市婺城区，对新发现的山下周遗址进行回填保护；28日午饭后赶赴50公里外的浦江县，对浦江上山文化遗址进行勘查……这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最近几天的日程，最近三五年他明显感到工作忙碌了不少，“因为新发现实在太多了”。

    “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考古界现在人人都忙得很。以往户外考古都是集中在春秋两季，而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一年至少有300天在外奔波。”

     1月22日，浙江金华山下周村发现9000年前人类居住遗址的消息传出。作为国内少见的上山文化时期遗址，山下周遗址与此前的考古发现构成浙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对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作为山下周遗址的主要发现人之一，蒋乐平认为，对于沉睡在浙江金华西部的地下已经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来说，铁路施工前的一次考古勘测，给它带来的算得上是好运。

     2009年9月，蒋乐平等几位考古专家在杭（州）长（沙）铁路沿线进行施工前的考古勘测。金华当地文物部门负责人告诉蒋乐平：铁路线500米开外的一个小山坡曾有考古记载。经过勘测，不到150平方米的小土坡竟然藏着9000年前的人类社会信息。

    不过，考古学家仍然深感惋惜。遗址位于金西经济开发区内，2003年以来，周边土地基本都被开发殆尽，小土坡因为一根电线杆被留存至今。蒋乐平说，推平的土地里是否都有文物无法判定，但作为一个原始村落的文化遗址，绝对不止剩下的150平方米。

    “不过，像这样遭到破坏的文物太多了，我们只能尽力，能抢救多少算多少。”

    推土机下，多少文物在哭泣

    近年来，绝大多数文物的出土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副产品。新近发现的“曹操墓”，也是“被出土”的产物。发现这座东汉大墓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周围，曾经布满了红火的小砖窑场。

    烧砖取土使得这座大墓近年来频遭盗墓贼“光顾”，并有体现墓穴高规格的画像石被盗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在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发起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埋藏千年的“曹操墓”得以重见天日。

    很难说大兴土木对地下的文物是福还是祸。尽管考古学家们已经忙得难以分身，但他们认定，推土机和工程队所到之处，被隐瞒、回填或者破坏的文物远比得到保护的要多得多。

    “即使在建设过程中发现了文物，有些开发商为避免麻烦，就直接填埋或者毁坏了。”金华市博物馆馆长助理赵一新说，近8年来由开发商主动上报的文物发现，在金华仅有两例。

     2009年5月，金华一位开发商称，在施工现场发现古代墓葬。开发商问赵一新，如果挖出宝贝，他能拿到多少“分红”。“他的举报初衷还是经济利益驱动。”赵一新说。

    施工队的无知和隐瞒直接带来的是许多珍贵文物毁于一旦。在曾被列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大量地下文物因附近砖瓦厂取土被破坏，随后出土的“迄今世上最古老独木舟”，也仅剩残留的半条。

    据了解，2007年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车库工程施工，挖掘机司机发现古墓之后将其重新掩埋，晚上带人将古墓文物盗走。北京市地铁4号线圆明园段施工中发现清代御路，有人将铺路条石拆除，致使100米长的御道被破坏，造成清代御道建设的历史信息丧失。

    “文保先行”，何时落到实处？

    现行的《文物法》规定，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建设单位要事先会同主管部门“进行文物的调查或勘探工作”。针对这一法律，各地制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明文的法律规定几乎沦为一纸空文，因为规定都只是提出“应当”而非“必须”进行勘探。

    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2008年两年，北京市从事土方施工的新开工建设项目共有4191项，但只有97个项目进行了考古勘探调查，仅占总数的2.3%。

    赵一新表示，国家级工程尚未全部事先进行考古勘探，地方上的工程项目能做到的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铁路修建等提前进行文物勘测的国家大型工程，考古专家进行抢救的时间也非常紧张。

    施工现场的情形常常是，一边是施工队，一边是考古发掘队。任务紧迫，抢救性发掘往往较为粗放，从保护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不理想。

    “重要的是把文物评估放到环境评估一样的地位上来。”赵一新、蒋乐平等考古学家一致认为。不论是房地产开发建设，还是大型基建项目，都需要经过ZF部门审批。如果要求开发商在土地审批之前必须拿到文物部门勘测通过的公章，进行类似“环评”的“文评”，文物保护的执行力度才能得到明显增强。

    但是，这种设想却遭到了多数施工部门的反对。浙江一家房地产公司工程部经理说：“考古的费用要纳入开发商成本，这个还是小事。如果勘测出文物，整个工程可能就因此被叫停。现在房地产开发都是约定交房日期的，谁赔得起这个时间？我们能耽误，消费者还不愿意耽误呢！”

    有关专家指出，这种“唯经济论”的思想必将对我国的文物保护造成极大的伤害。无论从国际惯例还是从我们自身需要的角度来看，必须用强硬的手段彻底解除工程建设过程中对珍贵文物的破坏，而这需要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建设部门等相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并需要在立法上进行严格限制。希望“文保的春天”不要来得太晚，别再让记载着民族文明“密码”的珍贵文物在推土机面前湮灭。

落魄狭

青岛为何不怕淹？

不少城市先后陷入内涝的尴尬，而此时的青岛被公众冠以“中国最不怕淹的城市”之名。在长达20多个小时的降雨时间段内，整座城市的交通没有发生瘫痪，没有内涝产生。“归根到底则是敬畏自然的城市观。尊重自然，提倡生态理念。”

敬畏自然的城市观可以从杭州路河谈起。早在1991年，杭州路河还是穿越青岛市区的海泊河的一条支流。后来，这条河被填掉，成为一条暗河。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这里每逢暴雨必淹。今天，当年建在这条河流上的商铺均被陆续拆除。充分尊重自然，按照城市本真面貌发展、规划城市，重视河塘在城市排涝中的重要作用，看似一个小动作，却是对自然规律的高度敬畏和敬仰。人力和外界改造力就算是超前、很大，也要将建设建立在人与自然、建设力和地理生态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不用蛮力改造自然生态，因为有了这种自然敬畏感，青岛市的排水系统才能和雨污分流的“德国模式”接轨，才能充分服膺自然规律，因势利导，让洪水及时排泄到三边的海洋中，将这种理念充实到每一个城市发展细节，再加上应急机制中的有关人员及时疏导下水通道，城市排水系统的改造、建设就事半功倍，创造良好的生态效应。 　　很多城市都不乐意这样做，设计人员和当政者更愿意用科技力量超越自然力量，驯服自然规律。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区裕雄一语中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努力腾地建房，越来越多的河道被改造填埋，让位于城市建筑。更让人吃惊的是，水塘在南京已几近绝迹，仅余的几个小水塘也被圈起来改成公园，做人工景观，失去了调蓄的功能。另据报道，2001年以来，常德市江北城区及近郊河、湖、塘、港等自然水体和周边滩涂等湿地面积减少了7313亩，其中城区水塘面积被填占491亩，仅去年一年就被填占271亩。利用水塘、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缺失很多，现在遇到强降雨时，只能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强排，怎不发生涝灾呢？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说：规划不尊重自然地理格局是城市受灾主因。比如北京市的规划，积水严重的莲花桥，“这里本来就是原来的河网，是相对地势低洼地段，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还又向下挖了一个下沉式的桥，使此地成为逢雨必涝的场所之一”。对自然地形重视度不够高，防洪工程发能发挥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 　　有人说青岛的奇迹源于德国造的“最高处达到2.5米以上，宽度3米”的下水道，非也。据了解，当年德国人是按照30万左右的城市人口规模设计的下水道，而2010年青岛全市常住人口为871.51万人，其中市区1159平方公里。德占时期的排水管道只占今天青岛市南区极小一部分。据报道，2009年、2010年青岛市用于地下城市排水管道系统的投资分别为10亿、7亿，2011年预计投入将达到20亿元。——更应该归功于今天的青岛人的敬畏自然的城市观。
　　青岛成为“中国最不怕淹的城市”再次告诉我们，重视城市规划建设的同时，更要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感放在重要位置，不要用所谓的现代化口号忽略和践踏了自然规律，“大水满城”才有望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