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的悲剧

落魄狭

郭嵩焘(1818-1891)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驻外外交官，晚清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又帮助李鸿章办洋务，以“通西学”著称。他认为，只将西方强盛的原因归结为船坚炮利是不全面的，船坚炮利只是西方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所以，只有深入地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官制、发展工商业才能最终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在晚清，郭嵩焘能有此思想，绝对称得上是时代的先知。可是，他的个人命运却很悲惨。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这便是有名的“马嘉理案”，英国以此事件为借口，强迫清ZF签订了《烟台条约》，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当时的人们视出洋为畏途，以为离开“礼仪之邦”到“蛮夷之地”即为奇耻大辱，所以没人愿意接受这一外交任务。清廷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郭嵩焘，任命他为出使大臣、驻英公使。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互派大使，这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外交常识，可在郭嵩焘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向外国派驻过大使。这也难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习惯于接受“夷狄”、“藩属”的“朝贡”。可是到了晚清，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长期奉行的“朝贡体系”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这时的中国人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于西方列强的蛮横要求。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之下，中国走向了世界，而郭嵩焘就是最早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人。
    被任命为驻英公使的消息传出后，郭嵩焘受到了时人的讥讽和嘲笑，有人特意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一些保守人士的眼中，郭嵩焘出洋任公使是一种服侍洋人的“事鬼之举”，不但有辱名节，而且与汉奸无异。在郭嵩焘的老家湖南，乡人也认为郭嵩焘此举丢了湖南人的脸，要开除郭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在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西方。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郭嵩焘将赴英途中的观察所得和他到英后的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向朝廷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可是，郭嵩焘的先进思想不为顽固派所容，他们骂郭嵩焘为“汉奸”，说他“殆已中洋毒”，“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同时还指使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地向朝廷打“小报告”，列举郭嵩焘的种种“罪状”。这些诋毁郭嵩焘的“小报告”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比如，郭嵩焘在英国参观炮台时天气突变，陪同的一位英国官员将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嵩焘的身上，而刘锡鸿认为，郭嵩焘披外国人的衣服就是叛国的罪证，否则，“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再比如，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出席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大家起立表示欢迎，郭嵩焘当然也要随之起立，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外交礼节，可在刘锡鸿的眼里，这却是有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国，何至为小国国王致敬”！还有，郭嵩焘出席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办的音乐会，期间翻看过音乐单，这在刘锡鸿看来是“效仿洋人”，当然也是罪过。
    刘锡鸿不断地向朝廷上书，参劾郭嵩焘。虽然他诋毁郭嵩焘的这些理由在今天看来荒唐可笑，可当时的顽固派既不明世界大势，又不知起码的外交礼节，一味地沉湎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在他们眼里，郭嵩焘在国外的作为确实有辱“天朝”尊严，所以就与刘锡鸿相呼应，要求朝廷惩办郭嵩焘。
    在顽固势力里外夹击之下，郭嵩焘心力交瘁，愤然要求辞职。1878年8月，清廷下令调回郭嵩焘，本来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来在同样“通洋务”的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极力反对之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5月，郭嵩焘回到故乡长沙，想在乡情的抚慰下休息身心。可是，等待他的却是满城的“大字报”———乡人指责他“勾结洋人”，甚至要求对其治罪。思想先进的郭嵩焘在众人的谩骂声中黯淡地离开了政坛，最后郁郁而终。
    郭嵩焘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不优秀，相反是因为他太优秀了。他的思想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直指未来。可惜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仅认识不到他的宝贵价值，反而认为他“离经叛道”，是个异端，必须予以打击。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郭嵩焘一个人的身上，历史上的很多先知都有着与郭嵩焘相似的悲剧性命运。苏格拉底是先知，可他被冠以“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最后被毒死；布鲁诺是先知，可他因宣传正确的宇宙观被活活烧死。对于先知而言，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的荒谬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他们常常没有办法让自己与不合理的现实妥协。
    既然先知多不肯与现实妥协，那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就应该学会与先知妥协。妥协的措施就是要讲宽容，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而不是迫害“异端”。这一点，恰如胡适先生所说，“宽容有时比自由还重要”。

claudio728

他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又帮助李鸿章办洋务，以“通西学”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