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的是人民币,不需要依靠外资(当然可以在平等基础上礼尚往来,但必须坚持国民优先,这样符合WTO,而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则没有任何道理)。
对待外资,中国应学习和借鉴日本外资法第一条,将所有不利于中国“经济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拒之门外。
大幅提高劳动工资(保护好劳动者,让企业、老板去市场竞争),人民币升值,提升环境保护成本,会吓跑一些老板,减少一些出口,但这对中国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那种以低价换高价、以多换少的亏本交易本来就应该越少越好。
中国必须对外贸动大手术,实行新“三百方针”,即把出口的数量减少100倍,出口价格提高100倍,同时把豪华高价货的进口量和总价降低100倍(如豪华轿车、铁路机车、飞机、化妆品等,用“首套截止法”和征收高额奢侈税的方式,符合WTO)。
比如每年中国出口80亿双鞋、180亿件服装,可大幅缩减为每年0.8亿双鞋、1.8亿件服装出口配额,公开拍卖,谁出口价高谁拿(只卖精品),力争把原3美元-5美元的出口单价提高到300-500美元。
又如稀土每年出口5万吨,可直降为每年500吨出口配额,由国家直接对外商拍卖,谁价高谁得。
所有资源性产品(稀有金属、煤、焦炭、钢材、铝材、水泥等)都照此办理,并且还可以继续削减出口配额,直至停止出口或价格涨上100倍。
所有矿产资源应禁止私人和外资开采,全部收归国有(含股份),该封存的封存,继续开采的利益由全民共享(可采用全民股份制,把本来就属于全民的资源红利还利于民)。
这样中国不但能堵塞外资搬走中国财富的漏洞,节约巨量资源,大大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和环境破坏的压力,换取的外汇还不一定少(当然少一点也无妨,外贸宜控制在20%以内)。与外国的贸易摩擦也自然烟消云散。
出口量减少节约下来的大量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正好用来补国内的短腿--为国民服务(人多不是负担,而是财富,可以用来做很多国民需要的“有意义的事”)。
当前中国为外国和少数富人服务、泡沫经济(出口、房地产、股市期货等)已经过热,为国民服务、实业经济却还冷得很。正需要损有余而补不足,扎扎实实为服务国民做一些实事。
ZF官员要开动脑筋开发为国民服务的好项目,有好项目组织劳动者自己干(国家资助),不需要傻乎乎地“招商引资”,都让给外国人和私人老板来发财。
比如绿色能源(风能、太阳能、沼气、水电等),绿色交通(电气化铁路、电气化公路、电动车、地铁轻轨等,以“电动车+快轨”取代西方“汽车+飞机”交通模式),生态农业,环境治理,科研创新、国防建设、社会保障(廉租房、医疗、教育等)等等,都是利国利民的好项目。
把大量过去没人干的、又是国民十分需要的事干起来,大量没事干的人就有了劳动创造的用武之地,也就有了提高消费力享受财富的幸福生活。
把这些事做起来很难吗?一点也不难。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话来说,有需要做的事,又有需要做事的人,为什么不把它们结合起来呢?
比如象三峡水电站这样的巨型工程,只需要两千万人每人出一万元(2000亿)就够了。中国有13亿人,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
有人说有些人一万元也拿不出来,那也不要紧,可以国家贷款给困难户集资入股(不能只是有权有势的少数人享受贷款)。让群众集资入股所有盈利性国营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天然气、水电等等),是老百姓共享资源财富的重要途径。
有些不赚钱的事谁来干?只要人民需要,国家就有责任、有能力来办(由ZF和国营企事业单位来办)。
比如当前中国道路到处是收费站,老百姓怨声载道,只要ZF发一期特别国债,一次性还清贷款,赎回已转让的路权,就可以为国民提供免费道路服务。再通过征收燃油税和国家拨款,保证道路建设和维护的正常投入。
只要投入足够的有效劳动,中国就可以象外国一样,为国民提供免费的公路、公园、医疗、教育、住房等服务。
按照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国的人民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只要象其它发达国家那样用好自己的本币、国债,把人民币转化为为国民服务的有效劳动(中国大量人没事干,就是因为用国债太少,按日本、美国水平,中国有数百万亿国债可用,每年拿出几万亿国债,就可解决所有人就业。用国债炒外币则是不智之举,对国民没有益处),中国国民就可以象西方先进国家一样有体面的劳动,体面的生活。不需要拼命为外国创造GNP。
建议中国取消名不副实的GDP,改用比较实在的GNP,最好是绿色GNP。
因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发展必须走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能走西方竭泽而渔、疯狂消耗和破坏的毁灭性绝路。
更不能为西方的奢侈发展牺牲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资源、利益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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