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为什么衰落

落魄狭

这个题目已经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动笔，特别是为这个专栏而写。自从编者给我定了这个专栏的名称后，尽管再三说明内容可以相当宽乏，不受栏名的影响，但我总得想一些多少与此有关的题目，以免风马牛不相及让读者讥笑。岂料写了几篇后就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于是千方百计，只要与小城市甚至城市多少有些关系的，想到就写，居然拖到现在。中间一度想到过这个题目，为什么？礼失求诸野，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衰落往往是从中心或最发达的地方开始的，然后逐渐波及其他地方，等到周边都已如此，就寿终正寝了。但总会有若干边远或闭塞之处，因为与外界没有或极少联系，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像化石一样被保留着。记得以前曾在破败的茅舍中见到颇有来历的字画，衣不蔽体的老农写得一笔好字，小市镇中流传着当地人的诗文集，因而设想，诗歌也会在中心地区、发达地区、大城市以外存在或兴盛更长的时间，至少可以衰落得慢些。可是留意了一段时间后，却没有发现多少迹象，或者我了解的地方还是不够“野”，或者现在交通和信息太发达，以至无野可求了。

我从小爱读古典诗词，看了许多，也背了不少，还曾妄想写诗。高中时买了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不管懂不懂，硬是一页页地读完了，却从此不敢做诗，知难而退。近年来偶然看到几首被“当代第几大诗人”评为佳作的诗词，除了格律严格，对仗工整外就毫无印象。年轻时读到一首好的古诗，往往大体就能背诵，至少记得住其中的佳句。文革期间将毛主席的诗词背得烂熟，还能唱各种不同的曲调。最近二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一首新发表的旧体诗能引起我的兴趣。曾经有人将一位小孩写的诗给我看，数量之多、遣词作对的圆熟堪称神童，但同样没有什么作品给我留下印象，总觉得似曾相识，又缺少了什么。

前年高考，有一位考生作的一首诗被评了满分，我看后却觉得没有多少诗意。至多说明一位高中生学了不少历史知识，并且记住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写在一段押韵的文字中。这首诗能评为满分，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它远不是完美的。例如称李鸿章为“逆臣”，实属用词不当。对李鸿章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你可以用现代汉语继续称他为“卖国贼”，却不能用文言称他为“逆臣”，他生前是清朝的忠臣能臣，死了也获得“文忠”的谥号，他签订《马关条约》完全是秉承朝廷旨意，何“逆”之有？如果你认为他出卖了国家利益，或“逆”了人民，显然也不适合称之为“臣”了。估计考生的本意也是要称李鸿章为卖国贼，却不知道或找不到在旧体诗中应该用哪一个词。

这正是传统的文体、包括诗词曲在内，往往无法确切地表达现代社会的内容的原因。由于押韵或字数的限制，不少现代词汇无法运用，或者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汇。二十多年前，胡道静先生为新编的《松江县志》写序，是典雅的文言文，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看后，却对文中的称谓提出异议，因为胡先生称县长为“邑侯”，对县委书记就直接用了“书记”。先师以为，如果此文放在称“邑侯”的年代，“书记”的功能和地位至多只等于秘书长，连放在“邑侯”的前面也没有资格。但要为今天的县委书记在古代社会找一个相应的名称，无论如何都会不伦不类，因为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类的地方长官。前些年有人编《新三字经》，要将历史续写至当今，但限于每句三字的格式，连“改革开放”也只分得为两句。

不久前，有语文教师呼吁高考语文应允许写诗，认为诗歌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高考语文时不重诗歌。此论一出，批评迭起，我也不敢苟同。且不说阅卷教师无法掌握标准，就算出现了像那首被评了满分的诗，对诗歌的兴旺能起什么作用？快两年了，那首诗有多少人在传诵？不错，古代科举考试曾包括试帖诗，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命题内容和韵脚做一首格律规范、对仗工整的诗，在众多的试帖诗中也留下了一些名篇佳句。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重复了呢？

我说不出多少道理，却想起了1960年在上海一个区的少年宫中参加课余文学创作组时一位辅导老师的话。当时正值“六十年代第一春”，大跃进浪潮正高，连我们这些初三学生都敢想敢说敢干，想创作文学作品。那位老师告诉我们，好的作品应该是“道出人人心中所有，写出个个笔底所无”。我一直没有查过原话是谁说的，因为进高中后我的兴趣就转移了，但这句话却一直记住了，并且认为这是包括衡量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所谓“言为心声”，如果只是就个人而言，是不可能得到广泛共鸣的。文字技巧再高，只是游戏，或者只能提供八股式的范本。“忧患出诗人”，是因为有一大批人也在忧患之中，却无法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一旦有人代他们写出来了，自然会视为他们心中的诗人。要是没有同样忧患的人，这样的诗就会被看成无病呻吟，或者被当作反动言论。“愤怒出诗人”，是由于愤怒的人很多，却无法显示自己的愤怒，或者敢怒而不敢言。要是社会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家愉快极了，宣泄愤怒的诗人肯定会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至少是缺乏教养。

反之，只要以起广泛的共鸣，即使是伪作，照样能千古流传，甚至有人千方百计为之辨伪。托名岳飞的《满江红》早就被指为伪作，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证据是相当充分的。制造“靖康耻”和“臣子憾”的对象是金人，可以称之为“胡虏”，比之为“匈奴”，却与“贺兰山”无关，这是伪作最大的漏洞。但由于明清以来屡次出现与岳飞时代相似的形势，很多人产生了与《满江红》所寄托的共同的感情，至于这些词句是否岳飞所作已无关紧要。

有人认为，诗歌的衰落是因为缺乏创作的自由。且不说现在创作诗歌的自由有多大，够不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不朽的诗篇恰恰是在最不自由的时候产生的。远的不说，就是在最近几十年间，有的诗不仅被禁，还曾被作为“反革命”而追查，结果越追越传，越查越火。现在传播手段那么发达，要真有人能写出一首好诗，自然会不胫而走，瞬间遍传全球，任何人也无法禁止，更不可能全部删除。

其实，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以往诗歌中很多几乎是永恒的主题，如今已不复存在，或者已经达不到当初那种动天地、泣鬼神，回肠荡气，缠绵俳侧的程度了。再这么写，读者不仅会毫无兴致，反感厌恶，当作无病呻吟，匪夷所思，甚至会当作人格分裂，精神失常。而真正的原因，居然是社会的变迁、科学的发达和技术的进步。

有一首小诗形容人生的四种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人觉得不够淋漓尽致，在每句前分别加了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秀才金榜题名时。但放在今天，除了第一句还有意义外，其他都已已算不上什么喜事、奇事，自然无诗意可言了。

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在于偶然性和突然性，由于古代交通运输艰难，一般人不愿也不可能外出，在外地、特别是千里外的外要遇见相识者的机会极少，要遇到故知更难。而且由于没有经常性的联系手段，更难及时精确，这类相遇几乎都要到最后一刻方能成为现实，给人的意外和惊喜不言而喻。事后想来，还会觉得是天赐良机，因为偶然因素太多，稍纵即逝，这自然会引发无限诗兴。作品问世后，会引起多少游子的企盼和哀伤！记得幼时某日放学回家，意外发现在上海谋生的父亲坐在家中，还带回一些绝迹已久的熟猪油，为之狂喜雀跃。现在到外国去，往往能偶遇多年未见的旧友，虽仍不失愉快，却不会再有多少激情。因为相互间并非一无所知，彼此的情况也没有太多的意外，不像文革过后，往往有隔世之感。手机和互连网的普及以至滥用，更将本来就不多的惊喜也消除了。与故知的相遇，无论是千里还是万里之外，不仅预先有了周密的安排，还交换了信息，包括音频或视频，而且还不断消解已经有限的悬念——“正在下飞机”，“乘上出租车了”，“到你楼下了”。“出地铁站了”，“正过马路”，“看见你了”。要是苏轼、苏辙兄弟之间有手机可联系，无论相隔多久、相距多远，无论是清明还是中秋，随时可以互通音信，互诉衷情，或许就写不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了。

乡愁曾经是诗歌长盛不衰的主题之一，如今也几乎销声匿迹了。再看当代某些人的乡愁诗文，非但引不起共鸣，还会觉得虚伪可笑。乡愁的前提是有家难归——或因贫困，或因战乱，或因病弱，或因情感，或因敌对，回不了乡才有无限思念，才产生生离死别。当这些因素不复存在，还有什么乡愁可言？年轻一代理解不了著名的乡愁诗实属正常。中国开放之初，两岸隔绝已久，国际旅费还是天文数字，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越洋话费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签证困难且无把握，乡愁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流行，由此产生乡愁文学自然有深厚的基础。但到了廉价往返机票不过数百美元，10美元的电话卡可通话200分钟，音像设备普及，互连网已无所不能，装在家中的探头可以同步传输亲人实况，政治阻隔已限于个案，再说有多少乡愁，不但赢不得同情，反而令人作呕。

当年轻男女的性观念发生变化，对初夜的期盼早已在洞房花烛夜之前实现。对以找到“熟女”“熟男”为幸，惯于同居、“一夜情”、“试婚”的人来说，洞房花烛早已成了多余。在“奉子成婚”者心目中，洞房花烛不过是一项公关或应酬。即使是和尚，只要他愿意，洞房花烛夜也并非不可能，且不说职业化的和尚，脱下僧服就可西装革履，洞房花烛完全正常，就是一般僧人，只要“在寺守佛法”，就能“在家遵国法”，完全可以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举人“金榜题名”已属三生有幸，秀才能有此殊遇更属喜登龙门。但随着大学毛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大学生已由精英走向大众，硕士如过江之鲫，博士车载斗量，“金榜题名”的光彩已逐渐暗淡。至于那些博士帽子送上门，教授、院长争相聘，专著论文有人写的高官、富豪、名流，或靠抄袭剽窃暴得大名的人，“金榜题名”实在太容易不过，岂会为此而大发诗兴？就是趋炎附势的下属也敢对这种千夫所指的劣行歌颂一番。

唯有“久旱逢甘雨”仍属幸事，可惜有切身体验的人越来越少，其中或许根本就没有诗人了。

claudio728

这个题目已经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