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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烟民们基本上都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有盒烟抽就可以了,管它什么牌子。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烟民们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一时间抽什么烟的人都有。
在上海的里弄里,那时最常见的烟是“飞马”,一般都是自己抽,不能当礼品送人。“大前门”算是中等,“牡丹”就很过得去了。那时我正在上小学,拍烟壳子是当时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因此,虽然不是烟民,我对香烟的档次却很了解。“飞马”的烟壳子在游戏中分值最低,没有人刻意去寻找。有人抽“牡丹”、“红双喜”时,就会有孩子站在他身边,等着他抽完,把烟盒送给自己。
我们家对面的刘家是楼里的“大户人家”,因为刘老伯的大儿子是飞行员,工资很高,且见过世面。每每刘飞行员回来省亲,他家便坐满了串门的邻居。作为孩子,我们也很喜欢刘飞行员,虽然他经常牛哄哄的,不过可以给我们“中华”的烟盒,那可是分值最高的。
后来弄堂里又出现了两三个偶尔抽“中华”的人物,刘飞行员便不时抽起了洋烟,那些牌子大家从来没见过,不过烟盒很好看。刘飞行员在里弄烟民中的No.1地位,由此岿然不动。
上海人是精明的,又喜欢“别苗头”(晒与赛),刘飞行员在资源上得天独厚,其他人没法和他攀比,但很快有人另辟蹊径。比如楼下的小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烟斗,每每当着众人装烟丝,然后点燃了,很享受地吸着。烟斗和烟丝是很小众的东西,一般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所以小马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不过时间久了,人们对这种另类的事物也都习惯了,所以要“别苗头”,还是得靠抽好烟。
上海人比较自我,喜欢独善其身,这点在抽烟方面也能反映出来。许多场合,烟民们各掏各的烟,自己抽。这样有利也有弊,利在于互不干涉,吸低档烟的不至于忧心自己的烟拿不出手,不便散发;弊在于显得生分,没法通过互相递烟增进友好气氛。
上海人吸烟,消费量多半不大,我后来到了湖北,发现这里人买起烟来就很猛了。每天消费一两包是很平常的,原因在于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彼此说上话了,就要互相撒烟。有时在场十几个人,一包烟瞬间就没有了。有些人笑话上海人虚荣,每个月收入一大半用去买行头,包装自己。对于社交较广的湖北人,其实情况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把上海人买行头的钱,拿去买烟包装自己了。
吸烟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口味,有的人喜欢湘烟,有的人喜欢洋烟。不过流行趋势往往影响着他们的选择,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每几年潮流就会发生一次大的变化。曾经,烟民们嘴上都是“希尔顿”、“良友”,之后“阿诗玛”、“红塔山”又风靡一时。再接着,本地人大多抽起了本地烟……
这些烟风格区别很大,一些资深烟民却能一一体验,跟着潮流走,适应性之强着实体现出了某种民族性格。
“你们怎么抽这种烟,没档次,抽我的。”最近某次同学聚会,阿苏看到席间大家都在抽一种本地烟,忙不迭掏出自己的“中华”来“扶贫”。
“你10多年没回老家,out了!我们抽的这个牌子,最贵的都156元一盒了,还没档次?”有位经商的同学笑阿苏落伍了。
“这种烟也有这么贵的?真是世道变了,以前都是一块多钱一包,搬运工抽的。”阿苏很是惊讶。
过了几天,我在街上遇到阿苏,他掏出来的也是本地烟。看来只要价格上去,档次也就上去了。
“哥钓的不是鱼,是寂寞!”这是一句网络流行语。对于我们许多烟民,抽的也不是烟,是档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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